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打击公民行动,就是打击和平转型

笑蜀

习近平上任伊始,即反复承诺他的施政重点一在法治即实施宪法以宪治国,一在铁腕反腐即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是全国两会落幕一月之后,即习全面掌权一月之后,传出的却是相反的信号:因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律师丁家喜,维权人士赵常青、李蔚等九人于近日相继被抓。

当然,警方断不会承认丁家喜等公民因主张财产公示被抓,堂而皇之的罪名是所谓涉嫌非法集会。所谓非法集会指的是3月31日侯欣等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的反腐演讲,据说这违反了所谓集会游行示威法。且不谈该法发布于1989年10月即六四屠杀不久,延续的本来就是政治恐怖,目的就在于消灭民间一切的集会游行示威因而严重违宪,其准确名称无妨叫做不准集会游行示威法;就事实而言,丁家喜律师等也并不是所谓西单事件的主事者,丁本人甚至连事前的讨论都未参与。以此理由抓人,说白了就是欲加之罪。

背后的真实原因,是随着胡温时代终结勃然而兴的独立的公民行动,超出了维稳体制的承受极限,对维稳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所有那些公民行动,如许志永、王功权等主张的新公民运动,及丁家喜、赵常青等发起的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联署、王成律师等发起的呼吁废除劳教联署、2月26日启动的呼吁批准人权公约联署,都属于完全和平合法的、理性和建设性的公民行动,并非敌意与对抗。但问题在于维稳体制害怕一切独立的公民行动,哪怕理性和建设性的公民行动,因为维稳体制的代言人周本顺早已经宣布:公民社会是陷阱,而从独立的公民行动中必然成长出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强劲成长会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但却不符合维稳体制的利益。维稳体制的这种反应,因而是其政治本能,毫不足怪。

这即是说,对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的扼杀,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扼杀;与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为敌,实际上是与公共利益为敌。维稳体制之为天下公敌,至此还有什么疑问么?而这里的天下,当然也包括执政集团在内,这即是说,维稳体制甚至与执政集团为敌。维稳体制本质上不过是权贵阶层的看家狗,为了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牺牲执政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维稳体制向来的运行逻辑。这就跟明末权贵面临生死存亡仍不能跟崇祯同心同德,只忠诚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毫无对整个王朝的政治忠诚,以致崇祯虽「旰食宵衣」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最终不得不吊死于煤山完全一个道理。

对于当下中国的执政集团来说,什么是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那就是其能否如蒋经国和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那样通过自身的现代转型,来推动整个中国的和平转型,进而求得全民谅解,让自己软着陆。任何与此背道而驰的选择,都是与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最终都会导向自取灭亡。对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的开放,则是其自身的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志永和王功权、丁家喜和赵常青等现代公民,不仅是公民社会的推动者,也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他们的公民行动对于执政集团来说,也是其朝向现代转型的重大推力。事实上,习近平上任之初反复承诺的以宪治国和铁腕反腐,其最大阻力恰恰只会来自权贵阶层尤其是其代表维稳体制,没有强劲的公民行动和从公民行动中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巨大压力的倒逼,权贵阶层及其代表维稳体制是没有可能退让半分的。习近平的政治承诺就都会沦为笑话。

对丁家喜、赵常青等公民的迫害,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习近平政治承诺的狙击,进而可以说是对执政集团朝向现代转型的狙击。这种狙击曾经是成功的,那就是过去十年维稳体制对公民行动的一系列重大打击,因为这种打击,权贵阶层不仅遏制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更成功地驯服和捕获了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胡温,以至胡温只能对权贵阶层俯首听命唯恐逾雷池半步,最终把胡温时代变成了当代历史上的最大笑话。无妨把维稳体制对丁家喜赵常青等公民的无情打击也视作权贵阶层驯服习近平的第一步。这驯服能否再度大获全胜,且拭目以待。但无论结局如何,有一个预见是大致不差的,那就是当代历史上只会有一个胡温时代,毕竟胡温时代尚有改革红利可吃,尚有缓冲空间。而这一切当下都不具备,当下关键时刻,谁敢把自己再定位为胡温,再被权贵阶层驯服和捕获,显然不可能再像胡温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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