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是他!竟然实现了不流血的制度转变


小编按: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几个人是永载史册的。华盛顿,孙中山,戈尔巴乔夫……他们权倾一时,却自愿放下,只为心中的理想得以实现。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人,只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地位,而没有被众多的国家和联合国所承认。这个人实现了父辈的遗愿……


1937年初,在苏俄历经“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炼的蒋经国,携妻带子,辗转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后,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处 少将副处长、新兵督练处长。1939年,日军进逼南昌,新兵督练处迁往江西赣州,蒋经国转任赣南行署专员。此后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蒋经国 在此地大刀阔斧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6年时间,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人称“赣南新政”。

初到赣州,蒋经国不期然发现,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赣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已成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桥头堡。他说,“赣南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在我就任赣南之初,就下了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此项使命。”

战时的赣南,烟赌娼盛行,土匪恶霸作乱,宗族间的械斗经年不息。蒋经国到任后,迅速出台“三禁一清”政策,禁烟、禁赌、 禁娼,肃清土匪,全面出击。对于鸦片烟,国民政府原来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实则变相保护,“特种公卖处”即以省主席熊世辉为后台,公开贩卖烟土,蒋经 国限定一年的靳戒期,从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获烟犯,无论种、运、吸、售,一概处以极刑。有个富商的儿子因偷食烟毒被捕,家属买通警局,并表示捐 赠一架飞机。熊式辉急电放人,蒋回覆道:“电到已枪决,无从挽回。”

为了抓赌,蒋经国亲自带队,化装成卖馄饨的小贩,捣毁了广东某中将军长开设的赌场。原本有恃无恐的地方豪强,一时间人人 自危。他还要求:被抓赌徒必须在赣州公园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前罚跪3天。当时有一个警备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样被罚跪,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轰动了整个 赣州城。禁娼开始,查办了几家小规模的妓院,遭到老板们的软泡硬顶。蒋经国不为所动,下令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安排妓女从良。赣州 歪风邪气自此禁绝。

“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马上 任,蒋经国脚穿草鞋,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除旧布新”的重点在于民生问题。1940年11月,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 划》,蒋经国提出了要在3年内实现“五有”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计划实施前的赣南,150万人口中有九成 以上是农民,除了矿山开采之外,全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蒋经国一方面吸引沿海内迁资本到赣南开办工厂,另一方面推动成立纺织、碾米、制糖等小型工厂。

1943年11月,美国记者艾特金森在《纽约时报》发表报导称,蒋经国的改革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此前,赣州只有3家 工厂,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方,现在的产量已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耗量,预计到1944年可完全自给自足。“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 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叹道。在他眼里,赣州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蒋经国曾多次对部下说,历代王朝的倒台,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员腐败。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而他 最为欣赏乃至引为知己的,是上犹县县长王继春,王为官清正廉明,肯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继春积劳成疾,住进省立医院。因一贫如冼,只能变卖家当 治病。县政府汇去500元治疗费,他得知后即令勤务员汇回上犹。院方嫌他小气,不给他好药吃。1943年3月,王继春病逝。在王继春追悼会上,蒋经国声泪 俱下,宣读了题为《哭王继春之死》的悼词。他认为,王继春不是因肺结核瘸死的,而是被腐败的社会吞噬的。他痛斥道:“这个医院是腐败的,是今天一个腐败社 会的缩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人把人当作货物,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天下?”

受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蒋经国十分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公务员的体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举办的干部讲习会中,蒋经 国与学员同吃同住,每天4点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学员赤脚跑到新赣南农场,和农民进行体育比赛。蒋代表公务员第一个出场,和一个老表比赛摔跤,结果被老 表摔倒在地。最后一天,学员们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饭,蒋经国带领大家在大风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赣县最高的崆峒山,举行结业典礼。蒋经国说:“我们这两 星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应当每个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干净了,是否有了洁白的良心……赣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的就是我们新的政治作 风。”

蒋经国主政赣南以来,外界评价甚高,有“战后政治看赣南”的说法,蒋介石也有耳闻,曾经拍发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 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赞誉声中。蒋经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在《东望章贡合流》中,他检讨自己短处多于长处,故而造成了过失多于成就。他 说,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却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价,因此。他一方面时时不安,同时也“因此而尊重此种经验,并思用之于 来日”,力求在将来服务期间,减少错误,使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综观蒋经国一生,作为一地之行政长官,前有赣南,后有台湾。他所说的“思用之于来日”,今天看来,正是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经国传》作者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1972年,蒋经国就任台“行政院长”,“蒋经国时代”由此开启。1973年,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蒋力排众议, 推行“十大建设”。事实证明,正是这些大型建设项目,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蒋经国与时间赛跑,加速政治改革。台湾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脱离不开蒋经国赣南时期的执政实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经国基本上是执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后开始显露个人独 特的执政理念。一方面,他启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术官僚,使政治风气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和赣南时期一样,他深入民间,走遍了台湾的县乡镇。在经济方面, 台湾十大建设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上,蒋经国就曾经提出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 所以异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

蒋经国生前认识的民间友人,谈起这位对台湾发展影响深远的总统时,经常提起蒋经国深入基层,广听民意后,迅速形成政策的 风格,如此的行动力值得政治人物借镜。黄斌璋谈到昔日与蒋经国相识的往事时,滔滔不绝,眼神中还露出往日风采,他最肯定的是蒋经国果断的效率。有一年,蒋 经国希望了解农民的生活,当年担任大溪镇长的黄斌璋表示,“说实话,现在农民的生活跟一级贫户没有两样”。蒋经国纳闷地说,“为何会如此?”黄斌璋说,农 家的生活很苦,稻米收购价格不高;有些农户生活比较好,那是农家子弟到外地工作,赚钱贴补家用,根本不是务农所得。蒋经国接着到附近几处农田和四合院与农 民聊天,发现问题的确很大。1、2个星期过后,政府宣布调高稻米收购价格,黄斌璋说,“这就是行政效率!”黄斌璋还回想蒋经国对他说过的话,“镇长就是土 地公,土地公就要带我去看最真实的民间生活”,也由于蒋经国的直率,让他有机会反映基层的声音。

桃园大溪黄日香第三代传人黄文彦说,当时的大溪镇长希望可以有一条桥供大型车辆通行,结果短短不到两个月,大溪对外的武 岭大桥就有工程单位开始测量准备施工。蒋经国在南投的友人张赞盛过世20多年,但他的儿子张俊敏回忆说,中潭公路拓宽案核定前,蒋经国曾在到访张家时,询 及张赞盛有关路线的问题,由于北山村原路段两端都是下坡,其中一边又是急转弯,附近的北山国中小学生上下学面临交通安全威胁,若能改走外环将可降低车祸发 生。

没过多久,当时的交通部长林金生实地探勘,经评估认为张赞盛建议比原规划路线好,最后北山段敲定改走外环,后来证明这样 的改变是有必要的。张俊敏说,蒋经国在基层探访民瘼、讨论问题时,倾听民众的意见,并很快成了决策的思考方向,值得当今为政者学习。他并感叹说,很多官员 虽然学到他的亲民,但没有学到蒋经国的果断、效率。

蒋经国在屏东恒春的民间友人龚新通,直称这位平民总统“伊是正港的领导人!”(他是真正的领导人)。民国63年5月,蒋 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到恒春视察,当时担任恒春镇长的龚新通蹲在地上画图,为蒋经国简报,诉说兴建后壁湖渔港的重要性,没想到蒋经国也蹲下聆听,并交代 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就用中美基金去做”。这就是经国先生厉害的地方,他做决策永远都很快,而且在行动中做决策。——龚新通对蒋经国敏锐与马上解决的果断 力印象深刻。

蒋经国曾以步行方式,从乡公所一路走到菜市场,并与沿路民众打招呼致意;甚至穿着汗衫拜访渔民,那时,后壁湖渔港有22 间渔民草房,蒋经国交代要盖渔民的国民住宅,好让渔民在渔船回航后有好的房子可以住。“一斗米多少钱?”则是蒋经国到菜市场巡视过程中所考问的问题,蒋经 国认为,“担任地方首长,要了解百姓的动态”,龚新通从此以后都特别留意民生物资价格。与蒋经国互动过程中,龚新通担任公职一点都不敢懈怠和马虎,“经国 先生这么卖命的为百姓服务,我也要像他这么卖命,不能说把他的言行当座右铭,而是一种感召。”

蒋经国主政时期,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坏,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友邦 纷纷转向大陆,最后连台湾依赖最深的美国也投向北京,台湾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好,台湾当时还是一个低开发地区,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点成绩, 都能得到民众的赞扬与支持。内部的强固,可以抵挡外部的冲击。于是,蒋经国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大事业。首应提到的,是“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 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等。有些项目,今天看来也许无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进事业,为台湾的工业化、现代化 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十大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事可见蒋经国用人行事风格之一斑。譬如,他征召开纺织厂的企业家赵耀东筹办大钢厂,赵 说,不是他不愿干,而是没法干,因为大钢厂虽属首创,但仍是“国营事业”,用人用钱都要受“国营事业管理法”的约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揽不到第一流人 才,他按照官定的标购程序也买不到第一等材料。蒋经国当机立断:大钢厂可特准不受现行法规约束。

赵耀东有位“把兄弟”是炼钢专家,赵登府请他出山相助,对方抵死不从。赵噗通一声双膝跪下,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对方也跟着跪下,算我对不起您,给您赔罪了。两位“半百老翁”相对而跪半小时,赵耀东赢得“最后胜利”。

赵耀东从此以厂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采购物料绝不接受关说、收取回扣。大钢厂成为台湾最赚钱和最有效率的公营事 业。赵耀东后来担任过“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后在养老院终老。蒋经国政府中有很多财经大员,如李国鼎和孙运璇等人,都担任过经济 部长、财政部长或行政院长,对建设台湾贡献卓著,他们退休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无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点顾问津贴过日子。

蒋经国的施政原则,政府帮助企业界赚钱,但官员不能和企业家“打成一片”,以维政治风气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别人,而是 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有位立法委员,是他莫斯科大学同学,平时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应一银行之请,挂名担任董事长,蒋立即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以 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界有何瓜葛。蒋经国深知金融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长”徐立德接事时,蒋叮咛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后来一家有银行性质 的信用合作社出了问题,前后任“财政部长”徐立德和陆润康双双解职。在蒋经国主政下,“十大建设”加上“新竹科学园区”,使台湾工业在世界市场建立了地 位,国际社会称许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也进入“东亚四小龙”的行列。

蒋经国晚年对中国人真正的大贡献,是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从此打开了两岸隔绝数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后的三通、海协和海基 两会的对话、九二共识,以及和平发展的演进。台湾TVBS电视台曾做过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问大家谁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领导人,结果蒋介石得票9%,蒋经 国得49%,李登辉12%,陈水扁8%。常被人误解有“省籍情结”的台湾本地民众,给李登辉的支持度不到蒋经国的四分之一,给陈水扁的只是蒋的零头。

治国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滩湍之险,就端赖舟子的娴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时时想到这条船。作为一名划船人,蒋 经国似乎很在意这条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于什么原因。也有人说,蒋经国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来的历史定位。够资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记:历史对他的任 何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王铁群在《炎黄春秋》撰文说,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 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 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 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 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 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 方便。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 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 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 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 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 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 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 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 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 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 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 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 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 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 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 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14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 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 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 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 “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 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 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 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 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 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 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 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为了推动政治转型, 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要实现政治 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 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 “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 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戒严”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 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

解除“戒严”,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 体。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人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 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在通过“解除戒严”决 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党禁”决议。正式解除“戒严”、“党禁”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 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严” 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 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到 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 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为适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国民党的工作,把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 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 要求下,国民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人。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 “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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