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1日星期一

好一个对“中国道路”的自信 !


郑酋午:自从新当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对 “中国道路”自信以来,李源潮、汪洋等中央大员也再度提出对所谓“中国道路”的自信。



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中,李源潮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八大后,李源潮曾出席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和全国妇联等组织的换届会议。汪洋在十八大后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调往中央工作。二人在“两会”分组会讨论问题时都表示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信心。比如,李源潮提出,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妥善调整,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受冲击最小,恢复得最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巨大的进步,极大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汪洋说:“这五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制度和道路的优势进一步显现,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感到自豪的东西。”(凤凰网2013年03月07日 16:37)十八大一中全会上这两位中共大员虽不担任中常委,但没有疑问的是他们都将在新一届政府中任高职位,外界也都认为这两位是改革派,就是说,这两位中共大员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对所谓的“中国道路”能自信吗?

十八大报告中讲的“中国道路”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从大的方面说就是集中共一党领导、半市场半垄断经济和党文化一元论为一体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78年以来,中国就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艰难追寻似乎找到了“中国道路”,起码目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认为,原来中共建政,毛泽东时代经过二十七年的几次大运动(比如,“镇反”、“反右”和“文革”)的肃整,中国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化了或说斯大林化了,这种“全盘外国化”给中国带来的是无穷的灾难。从邓小平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建设问题,应该说,在“8964”之前,中共领导人的摸索是真诚的,但是改革过程中严重的问题通过“六四”事件全然暴露出来了,邓小平不是与时俱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保守残缺,这之后的所谓探索就只是“懵人”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跟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建设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主要表现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国民党的节制资本是通过建立国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来进行的,这跟现在的中共的国有企业占一定比例的混合经济是一致的,平均地权和分田到户有极大的类似),在文化上推行党国文化;中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纳粹模式也是一致的,所以,邓小平模式不是什么独特发明,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历史上有过,准确讲,这不是中共探索出的独特道路。当然,实事求是讲,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经济发展效果还是很显著的,要不然,希特勒也就不会有实力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国民党也不会有实力进行对日抵抗。

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肯定有这种模式的功劳。这种模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权力集中,这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动员体制,这个动员体制为全面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机制。其实,权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是巨大的,这有很多国家的经验都可以证明。比如,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有长达五十年(从1865年到1915年)左右的共和党一党独大时期(美国民主党沦为地方政党),这一时期美国快速工业化并最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日本二战后从1955年开始长期基本处于一党独大的状态,二战后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行政权力掌握在内阁手中。1955年11月15日,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此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到1983年12月在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到失败,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联合执政,暂时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新自由俱乐部不久解散,政权重归自民党,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重新获胜,1989年里库路特贿赂案使自民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 7月参议院选举时,首次失去了该党成立以来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自由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一直获胜,保持一党统治的长期局面。所以,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很快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的世界强国。通过历史事实的再发现,我们知道,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经济确能迅速发展。所以汪洋和李源潮才会以经济发展为例来证明中国道路正确,比如,李源潮谈到自己统计的数据,“我们如果衡量一下人民群众的财富,户均存款比5年前增加了2倍。五年前居民存款是17亿,现在是45亿,仅仅去年一年,中国每一户居民的存款增加超过1万美元,这种发展确实是让世界都感到羡慕的发展。”(凤凰网2013年03月07日 16:37)但问题是,当经济大发展后,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集中还是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最后还是都被彻底打破,比如,美国从1915年后又开始了两党轮流执政,消除了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巨面,二十一世纪后日本也是如此,苏联从1989年起也开始实行多党制,所以,我国在充分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后一党独统的局面也将会被打破。既然如此,中国就不是要坚持这条道路而是要逐渐转轨,因此,汪李二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是不懂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表现。

当然,中国的快速发展除了有体制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内在结构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当然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累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得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有充分的资源可以运用与分配。中国在过去经济快速发展,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机,接受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规则,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与技术大量移入,让中国快速地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使中国降低学习成本,并利用外资与技术,使技术革新与进步得以实现;第二,“9·11”后,美国突然改变其原本要在2001年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计划,转而与中国联手,共同维护以反恐为主要诉求的全球安全,恐怖主义让美国无暇遏制中国,为中国争取到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中国的迅速发展虽有体制因素但也有世界形势的有利因素,这就告诉我们不要盲目自信中国现在的制度。

中国的发展有体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发展是以低人权、全社会道德沦丧、官员腐败奸商不法、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为代价的,这种道路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对所谓“中国道路”充满自信。在邓小平的发展模式下,在政治上中共对异己力量进行无情打击,比如,1979年打击西单民主墙,1989年疯狂镇压“六四”运动、1998年打击中国民主党、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及二十一世纪还以来建立“国保特务”迫害或骚扰异议人士。在经济上,高级官员除了自己贪污受贿之外,还利用公权为子女、亲属和好友以权谋私捞好处,比如,1989年以前的“官倒”横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股份制改造通过私有化途径把部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财产、二十世纪末通过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利用特权敛财,二十一世纪大力倒卖国有资源中饱私囊,等等,同时,还通过征地强拆变相掠夺居民财产,等等,举不胜举,在文化上,又极力宣扬党文化、暴力(专政、统治等)文化毒害中国人。现在的中国,已是无官不贪、特务横行、权贵非为、刁民胡作等特点综合迸发时期,这已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同时,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作为一个大国,寻求国际地位与适度的影响力,更是必然之事。问题在于,中国崛起的目标是仅仅成为一个富强国家,还是要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大国(比如与美国一样并驾齐驱共同领导世界)?而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仅靠物质力量的“硬权力”是不够的,还要看能否倡议出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让现有大国皆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 没有物质力量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和世界超强国家,然而只有掌握了话语权与价值体系,才可以堪称一个主导性的大国,而这就需要文明。在中共的现在“中国道路”下,从制度到作为基本上是与文明背道而驶的,怎么能对这种道路充满自信呢?而且,随着工业化(现在工业化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信息化阶段)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只会是朝向工业文明的核心结构政治上的民主宪政、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论转变,因为从世界历史上看,凡是工业化的国家都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这一工业文明之网的,所以,从世界大势看,更不能对“中国道路”充满自信。

现在中共的所谓“中国道路”不是中共首先发明的模式,更

不是世界上的独特道路,这种道路的发展导致的有目共睹的结果是贪污腐败、践踏人权、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等越演越烈,这种模式只是对官员、权贵和不法商人有利,而不是对每个公民都有利。在这种模式下,几乎在主要领域都黑社会化了,根本无法催生文明,中华文明也难于现代转型,从而背离中华共同体既追寻富强也追寻文明的目标。所以,结论只能是:对所谓“中国道路”的自信只是有害而无大利。

2013-3-9

0 comments:

发表评论

Loading

用Email订阅我们的《杂文版》

我们的Facebook CAA Twitter 收藏夹 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