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3日星期日

看图识中国——之谁在制造丑陋?

小编按:如果我中华民族,真的都如课本封面的年轻人一样,具有如此强烈的“革命”精神,专制,独裁岂能在中国大地上“复活再生”。洗脑,洗脑教育,就把人“洗”成了猪。


本文作者:去年末掀起的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教材”热,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民国教育的探讨,应当说是件好事。因为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一种气度和胸襟,也是社会成熟、自信的表现。

出于好奇,笔者找到几册印于民国的线装小学课本,粗览之余,不禁为民国时期的人文教育而震撼。

感触最深的有三点:一是教材内容极为丰富:讲伦理,说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既注重私德教育,也重视公德的培养。二是教材编撰理念十分先进:无虚伪说教,无空洞口号,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三是文字深度远胜今天。总之,读着这样的课本,你会感觉到那是一个开放而文明的年代;也会赞同这样的判断——民国的教育重点在于“培养精神健全的人”。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当民国教材得到市场认可后,出版社理应顺应民意,再版加印才是。但自08年数次断货之后,无货供应的局面至今未能改观。更令人不解的是,不久前出版社的领导特致函各媒体,称对该套丛书的热销表示“忐忑不安”,并声明“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这一意味深长的表态,成为继老教材热销之后的又一个难解之谜。对此,人们恐怕又是只能“无言以对”了吧。








是培养公民,还是打造“顺民”,这是评价国家品质的一个重要考量。脱胎于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民国,在1917年即颁布了用作小学教材的《公民须知》,此后又连续推出多种公民课本,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




修身——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尽在其中。




“修身 ”第一课讲的就是“自重”



人生的第一课讲的就是“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娘”本是一个充满深情的称谓,“娘”的背后意味着无限的母爱。

可有些时候,这个概念却被亵渎了,这份情感更被玷污了。





值得崇信的,是父母、老师、兄长,而非其他!




“大让小、男让女”,而非“**”让“领导”




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十八个字,道出了生命的庄重


路有不平,人施于手;先救弱小,再自救。

寥寥数语,人、事、观点都有了。




鸠占鹊巢,一课藏谶。

这册课本出版十多年后,日寇开始入侵中华,枪林弹雨中拼死抵抗的中华儿女,想必儿时都读过这一课吧。



投桃报李,远古至今的绿色箴言。



外看是仪表,内中透情境。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国文”课中即开讲君主、民主、专制、立宪,善哉!善哉!



“耕者有其田”和“四个现代化”

从以下“修身课”的目录,似能领悟到那时的人为何注重“尊严”!


















【附】







傅国涌:民国课本小史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陈朝丽

“今天我们的教育从体制到内容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在精神层面上。教材应该怎样教授孩子睁眼看世界、提炼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教材可提供参照性。”———傅国涌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1902年后出现了中国新式教育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编课本。

最早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的,它用两年时间把小学初小、高小的各门学科都出齐了。那时中国教材编写主要受日本的影响,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帮助。

1912年,清朝垮台,商务印书馆管教科书的编辑陆费逵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带走一批骨干,创办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套民国教科书。他带走的其中一个骨干沈知方后来创办了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适合新的共和体制的教科书。这使得商务印书馆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两三个月后也陆续出了一套完整的《共和国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和中学部分。

民国时期最好的教科书其实是1922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编的、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它确立了今天还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后来比较流行的是《复兴教科书》,它在“***”事变,特别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比较受欢迎,用了多年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插足教科书,甚至没有垄断教科书。1928年后,国民党在编写内容上限制民营出版社,本身并没有编写教科书。直至1942年撤到重庆,才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陈立夫、陈布雷、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等专家或有文化的官员都参与编撰.

当时民营出版社虽一度受民国党限制,教科书多被要求加入其意识形态,比如增加“三民主义”,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那时的中小学教科书,相当程度保留了汉语的纯粹性,特别是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到现在还非常流行。

总体来说,1902年到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朝、北洋时代、袁世凯复辟,到北洋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无论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教科书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没有删掉《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哪怕是一直用到1949年的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国定本,也是按照教育规律来编订。况且那个时代教材可以选择,中小学可拒绝使用国定本,比如1947至1949年,温州永嘉的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就没有选用国定本,仍然用《开明国语课本》。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占到整个市场的60%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很多套教科书,最初是《最新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新撰教科书》,还有《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

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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