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广州90后女大学生发力:为什么你们游行不需批准?(多图)

近日,广州暨南大学大三女生范文蒨,向广东省公安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以及政府办公厅公开9月16日和9月18日连续发生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的申请和批准信息情况,包括:两次游行示威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及召集游行相关负责人情况。并同时在微薄上发出, 但这条微薄被删除。其实在9月16日和9月18日这两天,其实做了很多反日游行中的非暴力呼吁。 这位90后女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她加油!

   女大学生范文蒨向广州当局申请反日游行的情况


     以下是她(或她们)在博客上记录的当天的情况:
我们在场
——记916、918广州反日游行中
的非暴力呼吁行动

2012年9月16日,凌晨2点多,我正躺在床上刷微博,突然收到好友Y的短信说当天有反日游行,担心广州像其他城市在9月15日那样出现打砸,希望可以做些什么。并说可能有危险,就不叫其他人了。我赶紧打开电脑,翻墙搜索了此次游行的路线,以及往年广州反日游行的人数、秩序等,并和Y商量了可以做的事情。早上8点,与Y碰面,原来他6点半就起来打印了两百份“爱国无需暴力,请勿伤害无辜”、“爱广州,非暴力”的传单,并且手写了一些彩色的标语牌。当天早上,我和Y两人分头在游行队伍里派发这些传单,呼吁大家理性表达。
9月18日,我和Y,还有几位熟悉的朋友,也在游行现场进行了非暴力表达的呼吁。
关于这两次游行,网上已经有很多照片、信息和评论文章去展示“群情有多激昂,标语有多彪悍”,本文则从亲历者的角度,对我和朋友们在其中的非暴力呼吁行动的过程进行记录。限于行动范围有限,我的所见所闻是不全面的,请大家注意区分文中哪些是我个人的经历,哪些是总体事实本身,譬如“××时间,××地点,我没有看到打砸行为”,跟“当天没有出现打砸”,这两种表述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而我的观点也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和我一起行动的其他朋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行动其实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在现场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在进行“理性爱国”的呼吁,在此向他们致以敬意。

我们做了什么?
9月17日下午,我们一些担心18日会再“出事”的朋友,聚到一起讨论了18日的行动方案:三个人组成一组,每组设一位组长,负责与总联络人联系,并且协调本组的行动。各组在现场不同区域进行理性表达的呼吁。并请一位朋友在家里上网帮我们搜索现场的各种消息、状况,随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我们。
但到底18日有没有游行,规模有多大,当时我们心里是没底的。直至17日晚上十点左右,才在微博上看到一张号召18日游行的海报(很快就被删除了),我们不清楚会有多少人响应,但仍然把下午赶印出来的传单和贴纸一张张裁好。
9月18日当天,我们在示威人群聚集点花园酒店(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所在地)周边的行动主要包括:
1、举着“要表达,不破坏。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KT板和横幅,在现场人多的地方表达我们的呼吁。
2、派发300张“爱广州,非暴力”的传单和 700张“爱广州,非暴力”、“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贴纸(由@小鬼怕不怕 友情设计,非常漂亮),提醒大家理性表达,注意安全。
3、不定时微博直播现场情况。

我们曾经想过要不要制作带有标语的气球,因为这是十分抢眼的方式,不过时间太紧张没有做。也讨论过要不要买大声公(大功率扩音器),有朋友认为我们去现场是做一种表达,不是要和别人争夺话语权,有观点用口头表达就足够了,我们大部分人表示同意,再说也来不及买了,遂作罢。

约定与风险预案
1、安全第一,这是最高原则。万一出现像西安那样暴力蔓延、场面失控的情况,必须全体撤走,不能逞英雄。而且鉴于天黑后危险性增大,我们只在白天行动。毕竟我们都是没有受过专业防暴训练的平民,哪怕我们有黄飞鸿般以一打十的武功,抗击暴徒也不是平民的义务,那是警察叔叔的专长和职责。
这一点原则,其实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在“出事”前进行提醒、呼吁,假如出现严重暴力的话,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
2、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所有参与者可以随时自行决定退出,因为每个人对“场面失控”的理解,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3、组长必须关照组员,男生必须照顾和保护女生。所有伙伴应该互相照应。
4、在行动过程中如果遇到语言侮辱和挑衅,不可使用暴力,也要避免较为尖锐的对抗性表达。如果被示威者抢走标语牌,则任其抢走,避免与其抢夺。
5、如果遇到警察盘查,则如实向其说明:我们是以个人身份自发临时组成的志愿者,因为担心游行中出现违法暴力行为,希望在现场进行理性表达的呼吁。
有一个情况我们当时没有讨论:就是如果警方认为我们在添乱,而对我们的行动进行阻拦,我们是停止行动还是继续?所幸的是,行动中警察对我们的行为是支持的——在9月18日当天,@广东政法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 @广州公安 @南方日报 @南方都市报 等官方微博,都先后发布了含有我们行动照片的微博,对行动予以正面评价。南方日报9月19日的社论《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爱国的真谛》更称赞:“高举‘爱广州、非暴力’牌子的广州青年书写了大国民的形象,捍卫了这座城市的荣光。”虽是过誉,但这都反映了我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正面的。

另外,考虑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为免自己的曝光给所在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决定在行动中戴上口罩。不知道人群中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才最像要打砸的,哈哈。
事后我想,戴口罩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在活动后被极端激进份子打击恐吓。或许这有点夸张了,不过万事小心总不为过。
现场经历证明:通过事前的商讨,了解每个人的参与目的和可接受的底线,达成行动共识,很有必要。而且即使计划再周密,在这种大规模集会的现场总会有突发情况,譬如在9月18日当天,我举着牌在走,突然发现同组的女生不见了,原来是我们现场派发的贴纸太受欢迎,很多人围着她索要,她一直脱不了身。在喧闹的现场,任何一点突发情况都是很让人神经紧绷的。
行动前的商讨,跟个人说干就干、无牵无挂的爽快不同,是一种对联合行动的经验学习,譬如针对上面所说的第2点约定,曾有朋友提出:如果组内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那就尊重组长的决定。经过讨论,我们定了一个既能确保行动顺利推进,又不违背个人自由意志和安全原则的规则:如果小组中有一人想撤,那么剩下的两人可以继续留下活动,如果有两人想撤,剩下的一人必须要跟着离开,因为在现场单独行动是有风险的。
不同的规则或者决策方式,其实是基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一位长期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前辈,曾对“公民社会的运动与前公民社会的街头暴力有何不同”有过论述,她认为:“公民社会组织的要素包括:1、自由人的联合;2、有权利的维度(对内部权利的尊重,对社会权利的争取)。这里面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种临时性的松散联合,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但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关于合作的学习。其实对于游行中的普通群众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学习,虽然,表达的方式、内容和主体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打“爱广州”牌的非暴力呼吁
现场一些呼吁理性表达的标语,其实各自的前提和立场是不同的,譬如有的标语是在红色的“钓鱼岛是中国的”下面加一句较小的字“理性爱国,拒绝打砸”,而有的标语则回避了钓鱼岛归属和爱国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议的命题,只是表达反对暴力的立场。

而我们的标语则是打“爱广州”的牌,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策略,现场很多人(尤其是广州人),都觉得很好,这种认同有可能是建立在地方情感认同上的。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外地人,对广州没有感情,是否就可以在广州打砸呢?这种逻辑就好象在示威现场,人群与警察发生推撞时,有人冲警察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难道外国人就可以打吗?
我问这些,是想提一个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选择非暴力?我们标语上所说的“非暴力”,跟甘地、曼德拉那种面对暴政进行非暴力抗争是有区别的,我们的诉求只是不希望出现打砸和伤害任何人的暴力行为。
游行现场是随时变化的,在行前我们就预知到我们这种在人群中属于少数的声音,有可能会面临危险,那么,当我们自己遭到暴力对待(包括语言和肢体上的)时,是否仍要“非暴力”?请看以下我们亲身经历的场景——
9月16日上午,Y举着“理性表达,拒绝暴力”的纸牌,被人抢过去撕了两回,对方都是年轻人,撕完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9月18日,花园酒店正门,有一位平头中年大叔用普通话对我说:“既然非暴力,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我当时有点不爽,回应道:“我认为那些打砸的人才见不得人,你觉得呢?”我连续问了两次,大叔有点紧张和尴尬地不吭声走开了。
9月18日,网友@季涼- :“大叔却站在他们面前用广东话拼命的骂:‘我就是广州人,我比你们更爱广州,你们这些笨蛋,暴力是对的,不暴力钓鱼岛怎么会回来,你们以后的后裔都会以你们为耻......’”
9月18日,网友@王轶庶 :“花园酒店门口,举着‘爱广州,反暴力’的年青人被几个中年人用粤语大声斥责,让他们把牌收起来,更有人飞起一脚踹向年青人,人群大哗,踹人的被围起来指责,一路人冲上去锁喉踹人者,后者立马怂了。”根据照片显示,在现场被夺去的横幅写着“以爱国名义打砸抢烧的都是暴行,抵制前将小鸟前的YKK拉链去掉,抵制×国货最受伤的是中国制造”。
听朋友谈起其中一些场景,我在想,如果被踹的那个人是我,我能忍得住不还手吗?或者说,我应不应该还手?在这种运动现场,“非暴力”应该如何在自己身上贯彻?这些都是接下来要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9月18日上午,我都是和朋友L一组,在示威人群较少时,L仍然会边走边高举着“要表达,不破坏。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KT板,向路旁的大批警察展示。一开始的时候,我劝他:“警察是奉命行事的,跟他们说没用。”但他仍然一直坚持。后来我思考:除了示威者,警察也是可以影响的人群,起码让他们知道人群中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事实证明确实是有作用的,有的警察叔叔在接过我们的贴纸时还夸“这个好”,哈哈。

游行的参与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诉求、观点是什么?
如果我说游行里面什么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我说的是废话?但这确实是我想说的,除了中青年男性较多这种通常的游行都会出现的情况,队伍里面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上班族与无业者、有组织与无组织、激进分子与普通群众的比例,我实在分辨不出来。
至于示威者的诉求,除了“钓鱼岛是中国的”这一点应该是共识外,是否都认同“要抵制乃至砸烂日货”、“要以战争手段对日”、“怀念毛泽东”?我不知道,我想,绝大部分民众都认同的,是“小日本很坏”、“爱国是崇高的、不容置疑的”这两点,至于究竟是日本政府很坏,还是日本人都很坏,究竟怎样才算爱国,能不能不爱国,我估计是很少人思考的,可能也不屑思考。
米奇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1988)中写道:“革命是一种拥有改造作用的经验。人们从中体验到自身的力量。其内在感情的空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一轮难得的游行机会中,人群获得了一种共同体的团结感,一种被充盈的幸福感。
我其实很好奇示威者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样的?示威者里面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吗?以巨大热情保卫祖国领土的他们,能保得住他们的祖宅吗?那些高呼“抵制日货,爱我中华”的人,会给年老无依的抗战老兵捐款吗?我真的好想对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喊着爱国,却不爱同一片土地上的同胞,那么,这种爱国是有失真诚的,最起码,是不完整的!
更令我深思的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对暴力力量的崇尚是什么造成的?是什么使得他们丧失逻辑而不自知?是什么使得一些人觉得自己的打砸行为是正义的?

游行是否“被操纵”、“别有用心”?
此轮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各种阴谋论迭出,有的说是极左势力的借机抬头,有的说是高层权斗,有人甚至根据“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横幅,就认为这是西红柿的逆袭。其实全是猜测,没有谁能拿出有力的证据和论据。
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题目的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一些我见到的现象:
1、 游行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毛泽东像。作为一个从小在广东长大的人,我跟身边许多广东籍的朋友一样,基本上是不看CCTV和春晚的,而除了人民币,毛泽东像也极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所以,当我在游行队伍中看到那么多高举的毛泽东像,视觉冲击感不可谓不大,有种穿越的感觉。这些举牌的人在游行中都很活跃(9月16日有两个高举毛像的人爬到了花园酒店正门的高空露台),他们与乌有之乡等左派势力有无关系?抑或毛像只是爱国群众反日时的一个精神象征?我没有做调查,不能轻下判断。
2、 16日的群情汹涌与18日的相对有序(注意,只是相对于16日而言)。18日,花园酒店侧门,我甚至在人群中听到了16日不可能听到的示威人群的口号:“打倒小日本!收复钓鱼岛!抵制日货,振兴中华!理性爱国,听从指挥!”说实话,当听到一帮人被带领着高喊“听从指挥”的时候,我差点笑了出来。仔细分析,这段口号是经过考虑设计的,先用“打倒小日本”拨高情绪,赢取在场绝大部分人的认同,再用“振兴中华”来赋予道德自豪感,最后用“听从指挥”来巩固控制权。有网友说,18日当天一波隔一波的游行队伍,有点像“运动员进场”,我认为十分传神。

此外,有三点我比较注意:
1、政府对待游行的态度。大家先回忆一下:什邡、启东等地出现过的不是针对他国政府的游行,当地政府当时的态度,与对待此次反日游行的态度有什么区别?再回忆一下:除了这次,平常在报纸上还听说过什么游行?然后思考:这次反日游行是不是政府需要的一次游行?
2、游行中是否存在可疑的人。首先我想列举两个跟群众运动相关的效应——
“广场效应是一种群众心理,指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心理多数时候使群众的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摘录自百度百科)
“破窗效应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摘录自维基百科)
结合以上两个效应,以此轮各地反日游行人数之多,如果说出现的打砸行为全是有预谋的暴徒干的,普通群众一个都没参与,我绝不相信。把罪恶都推到“暴徒”身上,而不反思普通民众自身可能存在的恶、以及这种恶是什么造成的,我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某些地方政府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失职,也是必须要被批评的。
3、防暴的措施。据传一些地区在9月17日居然出现了自行火炮(我在广州只见到军车),如果属实,我在想:哪怕是对付凶残的暴徒,有武警和枪足矣,再不行出动城管部队,保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果不是为了震慑具有相同实力的武装力量,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动用这个级别的武力。

说到底,种种阴谋论的出现,都是因为政务信息长期不透明、新闻和言论又不自由所致,不改变这一点,民众永远脱离不了“被操纵”的命运。我留意到,@广州网警 在9月18日 11:29发布了一条微博:“热心网友请注意,为了广州的平安稳定,请您暂缓直播或转发有关现场的图片及文字,您的直播或者转发,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往围观。围观的人多了,可能会使现场被沸腾热血冲昏了头脑的人做出不冷静的行为。爱广州,请理性,勿围观,缓直播!”
对此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它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只能有一个权威的中心,拥有最高的信息发布权力,而要发布什么,不发布什么,是它自己说了算。这样一来,民众不能自救,永远不可能被赋权。

令人惊艳的“政改”横幅
9月16日,将近中午12点时,在花园酒店侧门的示威人群中,来了三条显眼的蓝色横幅,写着“要政改,要自强”、“文明广州,抵制打砸”等。
当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一上午都是红色横幅的海洋,现在终于出现了我认为理性的、点中要害的标语了!我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拍了下来,并尝试发上微博。但花园酒店周边的网络可能被屏蔽了,现场人群很拥挤,我换了几个位置,试一下在不同的角落能否发出去,终于在12:01成功发布微博。

该微博经著名作家@慕容雪村 转发后,转发将近6000次,后来该微博被新浪设置为私密,法律学者@徐昕 和 @凯迪网络 截图保存了下来,并重新发布,又被转了近3000次。这张照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9月17日的《苹果日报》引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应该赏我五袋苹果作为版权费,哈哈。
蓝色横幅出现了一会儿后,现场响起了十几秒的争吵声,很快平息了。后来我发现那三条蓝色横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看不到了。
据有份举这条横幅的一位网友解释说:“有一中年男子跑出来抢夺我们政改的标幅,说蓝色是叛国,政改是反党,气势汹汹与我们伙伴对着干,后来被我们劝阻了。”(见下图,拍摄者为@李金林听)

有网友猜测说是因为政改横幅“有违圣意”,所以“被消失”了。至于那个抢横幅的中年男子究竟是出于“义愤”的普通群众,还是“有身份的人”,这就不得而知了。我在想,经过此次之后,做横幅会不会像买菜刀那样要实名制呢?哈哈!

我们做这些有用吗?
9月18日当天,一位师弟在微博上@我,大意是见到各地出现的打砸,觉得理想中的公民社会遥遥无期。
他的这种无力感,我在置身游行的人群中时,体会尤深——9月16日早上,我在游行队伍中,听人群喊着空洞的口号,看着人群中谁声音大,谁的鼓动能力高,谁就有人附和、跟随。这种场合,似乎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理性的思辨。我心中充满了无奈,默默地举着“理性表达,拒绝暴力”的牌子。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平头大叔,用不耐烦的语气跟我说(普通话):“你这个不用举啦,(加重了语气和加快了语速)现在网上有些人胡说八道,一点事就说暴力!”我微笑回道(当天我没戴口罩):“只是提醒一下”。大叔转头愤慨地向身边的人喊:“钓鱼岛都没了,还怎么理性啊!”人群叫好。
你看,我和伙伴面对的,就是这样“义愤填膺”的人群,跟他们讲“理性表达”,有用吗?我不知道,反正能影响一个是一个。我对这个国度绝望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我可以不作为的理由。
那位师弟的微博,我在当时的回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改,作为本文的结尾——
深知祖国命运之多舛,公民社会推动之艰难无力,但依然深情地相信未来,依旧“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当我们看见示威者抢走我们的横幅,骂我们汉奸,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
当我们看见有很多路人对我们的标语竖起大拇指,有示威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举“爱广州,非暴力”的牌子,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
是的,也许没希望,也许有希望。未来的不确定,正是我们为之争取的原因。终点会看见什么,在于我们选择怎样的道路,并为之踏实地行动。
前路漫漫,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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