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4日星期四

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沙叶新:吃饱了,撑着呢(上)

作者:沙叶新

我姓沙,喉咙比较沙哑,声如其人。我的演讲题目本在来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饱了,撑着呢。”其实这个题目是随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来了之后,人家都知道这个题目,就纷纷请客,让我吃饱一点。

第一顿饭,真叫我很感动,年纪最大的97岁李锐先生,主请的何方先生,92岁。上次来吃饭,是邵燕祥先生请的,这次 无论如何他要来作客,他太太为这个饭局筹备了两个月,真的叫我很感动。快90岁的人了,发短信,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要求,要请什么人。我受宠若惊,沙叶新 何能何德,能让这些人来请我吃,我真是差点热泪盈眶,给我太多的感动,我是他们的晚辈。

第二顿饭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因为我曾经在那儿做过一次演讲,叫“不为权力写作”。他们这个协会冒着很大的风险,终于让我这个演讲得以进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他们请客吃饭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饱。还有每天都有叫吃饱了撑着的。

其实呢,我吃不饱,因为我生过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撑船,我是个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撑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个特点,沉不住气,爱发牢骚,爱发议论,情感比较激烈,说话不着边际。

既然已经吃饱了,每天吃,所以我就发点议论,我这要说明的,因为有两家,一家是博闻论坛,另外一家是腾讯,42个问 题,要叫我回答。这里面有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微博上写有几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写,采访不接受等等,因为我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人。写传记我不接受,国君要我写 传记,到我家来了三年,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个微粒。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有 些人有种种原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说真话而沉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兰的脾气,回族的脾气,非要说不可。就仅仅这么一点,说了一些很多人是由于客观原因不便说,不能说的话,我说了。拿这些言论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今天我怎么办呢,我就照顾各个方面,42个问题我是无法都回答的。

然后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贵州做了一次研究,他们就提起朱厚泽先生,就讲到民主问题,民主这个门是要靠“挤” 的,越挤越大,不挤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着这个态度,看我能说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师交流,我不是见到律师一定说律师的好话。我 是拿上海的律师和北京的律师相比,北京有铮铮铁骨的律师,相对来说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这种估计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认识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师, 就是因为重庆,那个李庄,我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可是李庄的案子我看了将近两个月,我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国的处境,律师在 中国的处境。现在就开始,我按照提纲说。

第一个问题,你从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么样,又是如何接触汉语文化的?回族这个民族,我一向认为是以外来民族 为主,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结合的一个新民族,这是我的观点。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接 受了这个强势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讲沙,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尔汗、穆罕默德中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我可能叫沙尔汗,你叫“沙尔汗”就 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汉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是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长大、学习获得知识的一个少数民 族。

我虽然是回族,但是我对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脑子里一片空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再 也不崇拜领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空虚。那个时候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我就开始进教堂,叫主麻,后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礼拜。我就想体会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对生活怎么认识,对政治怎么看法,人与人之间又和其他无信仰的人,或者和无神论者有什么区别,我很虔诚,去做礼拜。后天又准备到牛街去,也想做个礼拜, 所以我自认为是个文化穆/斯/林,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肃参加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我也讲到这里,我说我们的回族,我们 的伊斯兰,不要让人感到是惧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个阿訇,胡子很长,一看就是我们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后面来。他说我跟你说个原因,因为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 补肾,肾气足那就火气大,他说得很严肃。但是我想肯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凡是看过伊斯兰教的,看过《可兰经》的,你们一定会找 出其中的原因,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我洗冷水澡。因为我1954年是脑膜炎,很快就考大学,考取了,我知道学业一定很繁重,像我这样体质的,得 过脑炎的人,很难担负大学繁重的学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俄国的大文学家契诃夫,契诃夫我实在太爱他了。什么叫雅致,什么叫庄重,什么叫幽默。我觉 得俄国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坚强”。我就开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辈子,洗到我四年以前进病房开刀之前的那 一天。开刀之后就不能洗了,我觉得洗冷水澡对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坚强,使你坚持。所以我生脑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觉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 一定的关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他们洗冷水澡。不只我一个人洗,马约翰就洗,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裤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为什么考华东师大?不考华东师大,我现在读不了大学。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学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 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文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个志愿是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第12个志愿的最后一个志愿,当时 读大学可以选择12个志愿。幸亏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读不上大学。但是我并不认为我读华东师范大学,第12志愿就感到羞耻,我非常感谢这个 大学。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现在又是另外一码事,他的校长很有名,你我都知道,这个且不去说了。北大校庆 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这个戏,就说到苏叔阳,北京的一个剧作家。苏叔阳说,找上海沙叶新,就找到我,来了一个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组委会的委员、一个数学 教授到我家里来,请我写。我感到非常振奋,有些创作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呀,这样的题材,蔡元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一千年选了一百个著名的人物,中国就 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后叫“当代圣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听不懂,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创作机 会。后来我才知道,问我要多少钱。我也没讲,我就指了一个一万、十万、一百万。我说,我不要,一分钱不要。能给我个机会,我当初考北京大学没考取,现在我 能写北京大学的校长,我还能要钱?不要钱。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名誉教授,你写好之后能作一个名誉教授。我说,为了一个戏获得名誉教授的称号是不名誉的,我也 没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学听一堂课、两堂课来圆我青年时期的梦,我就非常高兴了。

后来这个戏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说轰动一时,非常受欢迎。先后得了三个奖,一个是南京大学所主持的 有11个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学院奖”,一共11票,我获得10票。中国戏剧文学协会也想给我发奖,因为我是个敏感人物,专门到江苏来,什么人 都可以给奖,就是不能给沙叶新,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这个出名,总是因为你们让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结果还说千万不要告诉沙叶新,就偷 偷摸摸地虚伪,真是很那个。因此这个学院奖的授奖大会,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牵连,在国内无法举行这个授奖仪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学要举行这样的会,当代文学基 地的基金,这个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拨款,那就给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国戏剧文学协会的会长,知道我的戏“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首演,最后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给他十分钟,把 蔡元培那个戏的奖金从北京带到香港发给我。这就叫我很高兴。不是因为我得奖,而是我这个戏有一定质量,对得起北大,对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这个戏一 定会在国内演出,尤其我昨天听到这儿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审查——编者按),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步伐将要大踏步地向前,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跳着说,我 的恩师叫黄佐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长。第二代是黄佐临,第三代是我,这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俩人从人品、从学 养,我真是不好和他们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是大曲家,苏州人吴梅写的,叫“幸遇先生 蔡”,这是中国的古文,经常词序会那样的。我是“幸遇先生黄”,父母养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见谁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在这之前 也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写了《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谁呢?是法国印象派的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出了他一本书,叫 《克劳斯先生》,一个设想的人物,其实是个音乐随笔。出版社有内容提要,说这本书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姚文元看见了,说他是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怎么可 能有精辟的见解呢?只有腐朽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笔仗就是六十年代。

《审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写了一万字。贺绿汀先生坚信沙叶新是从法国回来的,是留学搞音乐的,他跟我们的黄佐 临是邻居,有一次讲《文汇报》批判姚文元这篇文章的沙叶新是何许人?佐临先生就笑了,他是我们剧院的小青年,贺先生就一定要见我。就在这种时候,世人皆欲 杀的时候,佐临先生吾意独怜才,把我收到剧院里面来,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到佐临先生的为人,他的学养,我真的感谢佐临先生改变了我。这样 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我讲文革之后八十年代我的思想变化,文革当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大部分人一样,非常非常崇敬毛泽东。我把毛泽 东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笔记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觉得我的崇拜已经到了极点了。你怎么能说毛泽东一句不好的话,或 者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现在,说毛泽东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这马上就要公开,杨开慧给她一个闺中密友信上讲的,这样的一个跳跃对我来讲是很痛 苦的,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可是在当时,我真是唱红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红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饭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红舞,我妈都去跳舞,在 邮政局门口跳舞,整个地疯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边上这个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军这次跟薄熙来一样。一个公安局长可能自己连私安都没 有,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领馆去了。这个事情类似在文革当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后定论。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之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文 章,我只是拿当时的结论来讲他。王立军的事情才三个月吧,三个月了,处理得这么快,开始有初步结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第二,我觉得文革完全是闹剧。四人帮倒台之后,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现在还没有最后确认, 我认为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热情勃发,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只有几个样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样板戏。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沙智红, 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我女儿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重庆唱红的那些人。当然这里面有两种,一种 是真诚地拥护毛主席,这种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虚伪,不是虚假,不是为了要夺取更大的权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阳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这种人我很尊 重。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为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这些歌会回忆起当时那种单纯 的美好岁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种人,唱红歌是为了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在贫富不均,这些社会现象大家都知道了。把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 以我都对他们理解,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样。“重庆事件”一出现之后我就发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结论呢,我就挺温,对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 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宝的马屁,我说五年之前就开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 同志的讲话”,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我是故意起这个名字,有点肉麻,我就开始挺温,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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