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王德邦:平反“六四”是扼阻社会颓废实现民族自救重生之路



编者按:德邦先生这篇关于六四的反思及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批判很有深度,是难得的有理性有激情的好文章。当然,海内外基本上形成共识:作为屠夫的中共已经没有资格去给六四死难者平反了,只有接受历史清算的义务。指望中共救国不如指望老母猪爬树。当然,我们还是欢迎那些刽子手忏悔——以真正的忏悔换取人民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无论如何,六四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六四永远警示着共产主义邪教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也表明了人们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信念。     
    
 
    今日中国社会整体性堕落有目共睹,屠童惨案、小悦悦事件等触目惊心。一个以五千年礼仪传承自诩的华夏民族,居然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面对这些颠 覆人伦底线的灾难,一切物资上的所谓增长、进步都显得苍白而贫瘠。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个民族陷落入道德崩溃、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正义缺失的泥淖中?这是每 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都不得不追索的问题。
   
    检视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民族滑落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有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1949年至1976年。这 是一个在所谓“理想”鼓动下狂热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的生命完全被漠视,社会为了所谓的“理想”可以将一切抛开,而事实上那些炫烨一时的所谓理想,后来却发 现就是当权者个人意志的表现。这个连生命都漠视的时代,制造了镇反、反右、三年饥荒、十年文革,因此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数千万计。这样个时代当然无法论及 是非、善恶的价值了;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至1989年。这个时期是在民族陷入绝境后的自救时期,是严冬后的解冻。由于中共体制内一批开明派如胡耀邦、 赵紫阳、邓小平、习仲勋等等的努力,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思想上的小解放阶段,当时出现在对文革反思下的“人性”复苏,学界出现公开讨论人性问题。这个时代 有一种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的气氛,人们心中怀抱希望,对未来充满憧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平和、融洽,社会整体善恶分明、是非有定;第三个阶段 是1989年至今,整个社会转向拜金主义,出现价值迷失、是非错乱、正义无存,社会呈现各种末世景象。
   
    在当今这个时代,纵是聋盲之人,都会时时感知到如《零八宪章》论坛在2010年8月所发的《抓住历史时机,开启政改航程,拯救民族危机》中所陈述的那样:
   
    “今日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灾难频临,各种打破人类底线的‘人祸’,如毒奶粉、毒疫苗、毒大米、输血感染艾滋病、豆腐渣学校、屠童事件等等,接踵而 至;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冲突日炽,每年超过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与常年数以千万计的上访者,已构成旷古绝今的奇观;社会普遍弥漫着绝望情绪,各种自杀式事 件,如自焚、自爆事件频发;长期畸形的掠夺式破坏性开发与开发性破坏,导致阴阳失调、四时失序,各种看似自然实则人为的灾难,如干旱与洪涝交替,地陷与山 崩双临,怪病与瘟疫肆虐,使中华大地整日沦陷入丧亲绝代的血泪悲苦之中;社会裂化与溃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地步,一方面的穷奢极欲,另方面的贫病无助,一方 面官权的强取豪夺、垄断资源,另方面民权的救济无路、油尽灯枯,如此现实导致大批居民无房住、农民无地种、工人无岗上、学生无业就,社会形成强者日强而弱 者日弱,导致‘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违反人伦公理的严酷现实;社会环境极度恶化,官僚腐化,黑恶势力公行,公民的生命财产在权力与黑势力面前没有任何安全保 障。”
   
    如此严酷的现实促成中国一批批志士仁人不断求索解困之路,因此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说,一个社会的整体性堕落,该社会的 政治制度难辞其咎,所以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无疑是扼阻社会滑落的重要手段。但面对社会价值重建、人心修复的严峻课题,显然仅仅一个政治改革还远远不够,还需 要社会付诸更多的一些文化、社会全方位的努力。
   
    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滑落的轨迹中,我们看到1989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堕落的拐点,从这里中国走向了一个正义、道德、文化、法制全面败落的时 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民族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蓬勃向上而掉落入人祸肆虐、人心惶惶的末世深渊之中?显然这与1989年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格局的民主 运动相关。
   
    1989年4月至6月,因胡耀邦先生的猝然去世,他生前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立刻唤起了大学生与知识界的强烈不平,于是一场以纪念耀邦先生为引子的 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的核心诉求就是推进民主、惩治腐败、还权于民。这么一场反映民情、表达民愿、诉求正义的运动,最后换来的结果却是屠 杀。
   
    八九“六四”这场屠杀,对中华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这个民族事实上并没有作出深刻的反思与预见,然而历史以其自身的方式在昭告世人,这场 屠杀换来的是民族整体性的堕落,社会全局性的颓废,人类千百年积淀的价值被颠覆,人类普遍认同的是非准则被混淆,社会正义被抽空,由此整个社会陷落入是非 不分、善恶倒置的昏聩浑浊之中。至今社会整体性的灾难已经如影随形日日相伴于这个民族,各种匪夷所思的奇事怪象更时时鞭打警示着这个民族,致使社会人心处 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下,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荡然无存,各种自杀、他杀层出不穷,如此一个深陷灾难不能自拔的时世,早已预报着社会到了无法延续而必须悬崖勒 马的时候。
   
    当然,将今天的中国堕落完全归咎于当年那场屠杀,似乎在逻辑上有难于自洽之处,然而谁能否认那场屠杀不是成为了这个民族堕落的时间拐点?由此我们 纵使不能断定那场屠杀是导致这个民族至今堕落的全部原因,但应该可以肯定那场屠杀成为了这个民族堕落的直接与重要因由。至今我们至少可以从那场屠杀看到给 社会留下的如下直接后患:
   
    其一、那场屠杀向世人宣示了暴力强权的“正当”,它给人们造成的直接印象就是暴力压过真理、正义与法制。它大大强化了在和平时期的“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与“枪杆子里面出真理”的谬论。由此使整个社会倒向屈服强权与暴力。原本服务于社会的公权由此张狂到不可一世的地步,成为社会的最高主宰,成为是 非、善恶的裁判所。
   
    其二、懦弱的人性在暴力面前更日益懦弱,由此出现了旷古绝今的犬儒,社会独立性完全被剥夺。上世纪八十年代生发出的一些独立精神被扫荡一空,人性 的罪与强权的恶媾合,结成了知识、权力与资本一体化的权贵阶层。社会的意识任由他们掌控的各种宣传机器轰炸、煅烧、揉捏,那些包藏权贵意愿的“特色说”、 “国情说”、“模式说”甚嚣尘上,荼毒生灵。
   
    其三、屠杀下全民的噤若寒蝉为后来权力的掠夺开辟了道路。在官僚集团刻意诱导全民拜金的狂潮下,人类有史以来累积的价值准则彻底失守。当在追求民 主、正义与人权将遭致屠杀的血证前,人们可以选择的就只有寻求动物性的物欲满足,一切人类固有的高尚精神价值从此成为世人嘲讽的对象。
   
    其四、八九那场屠杀,看似是对一批人生命的终结,其实是对人类价值的颠覆,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阻止。这场屠杀迫使人们放弃精神的高远追求而退回到 动物的本能需要上,这样社会的堕落就回归到原始的丛林规则中。整个民族从精神层面而言已经到了危机存亡之秋。就一个民族来说,精神层面的价值认同与追求, 远远胜过物质层面的意义。诚如犹太人亡国二千年却民族不败,犹能复国兴族,而世界上有些民族纵使成国也是分崩离析。所以八九以来对民族追求精神层面价值的 封堵,已经造成这个民族的深层危机。
   
    由此可见,八九那场屠杀的确是今日中国灾难的直接且重要因由,而今日中国要想扭转这种颓败之势,就必须重新评价八九,解开民族追求精神价值之路。 就此而言,今日平反“八九民主运动”,已经不是一党之事,而是全民族的自救之道。那场灾难的罪责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这已经是个极为次要的问题,今日中国最 重要且刻不容缓的问题是修复社会价值、归正是非准则、重拾善恶心律,匡扶社会正义、培植爱与责任。而要想做到这样,那种简单的塑造英雄,宣传模范,甚至祭 出昔日的雷锋,都形同隔靴搔痒、扬汤止沸,定将徒劳心力、于事无补。
   
    俗话说“在哪里跌倒,就应从哪里爬起来”,一个不能正视历史,不能诚心悔过的政府,怎么可能取信于民?怎么可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使命?试想自己屁 股上坐着一堆屎,哪有资格讲别人屁股脏?善恶道德观的重塑,必须有一个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重生与得救的过程。耶稣之所以成为救主,成为世人膜拜的对 象,人们甘愿追随祂,是因为祂选择了承担人类罪恶的死亡,祂是个无罪的人却为人类之罪而死,祂是当之无愧人类道德的最高标杆,祂才能当之无愧成为教化拯救 人类的基督。而一个手上沾着学生与民众鲜血,一个二十几年来仍然不知对罪恶忏悔的集团,怎么可能扼阻社会颓废,重塑社会价值,带领这个民族走向新生?当然 如果一个民族对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如此惨烈血案,都没有深刻忏悔与反思,那么这个民族也绝难逃脱罪恶惩罚的命运,也绝难获得平和、安宁、幸福、尊严的生活! 所以,中国社会要想冲出今日颓废的困境,重拾希望,走向新生,就必须从平反八九“六四”开始!这已经不是某党派、某团伙个体的事,这是全民族的自救与重生 之路!
   
    王德邦   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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