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成为他?

 你能从他脸上看出邓小平的睿智和风采吗?他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版主按:这个题目看起来挺吓人的。在经济改革了30多年,总设计师去世15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终于遇到了它的“瓶颈”,终于要奔向那“死胡同”。如何应对,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是80年代的事了)?,还是跟着感觉走(64以后,坚持改革的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已经搞了30多年了,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必须面临最终的抉择。这一次,恐怕再也不会是历史必然选择了谁?而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习近平会否在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面前,展现类似邓小平式的改革决断力,但中国的现实要求他不得不展现一个改革者的姿态。

按照目前的中国政治模式运转,几乎毫无悬念,习近平将会在今年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并于次年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然而,当前中国愈来愈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景象,即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主义之争和改革之辩。或者说,中国面临一种“向何处去”的争论。

当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执政党在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合法性时,越来越面临涉及包括提供公共产品、缓和社会矛盾等治理挑战。换句话说,中国执政党正面临一场新的革命:人民大众的期望值上升的革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心理中,民众对统治者往往寄托着一种儒家式治理的期望,崇尚“贤人”治国。加上当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就显得政治精英的抉择意义非凡。那么,作为未来一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将会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习近平“可能”成为一个改革者

在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新的领导人往往意味着新的政策。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习近平以往的独特经历,还是在地方治理中展现出的别样色彩,都预示着他有施展改革决断力的可能。

在这里,不得不提下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民间,他都极具威望。他秉持相对自由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政 治家。虽然习近平能否像他的父亲一样同情自由派思想,尚不得而知,但其父的思想和观点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华尔街日报》就曾报道,接近习家的朋友说,习 近平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5岁的习近平就成为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的一员,他在陕西北部村落梁家河一呆就是 7年。这7年的知青经历,对他政治观形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和农民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不但培养了他踏实肯干、不屈不挠的性格,更是加深了他对底层疾苦的 了解,加深了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这对一个改革者的崛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其实,从邓小平的锐意改革到温家宝的政改呼声,都展现出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现象:“当家人”——与民间接触更多的国务院领导人,更能深切体会到国家存在的问题,大众的呼声,更易产生改革的思想。习近平的知青经历,就是类似的政治经验。这也是笔者之所以乐观预见他倾向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 另外,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当地的民间团体享受了很长一段以往少见的开放期。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曾说,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这里的气 氛是1949年以来最开放的,只有在这种相对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下,行业协会才有可能发出或许与政府不一致的声音。习近平地方治理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开放 省份(福建、浙江等),对西方的熟悉程度很高,这都暗示习近平很可能会支持诸如市场改革等现代观念。

政治精英的抉择是重要的,但必须认识到一点,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严重误解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从中国的第三 代领导人起,中国政府的决策行为已趋制度化,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将是政治局常委集体智慧的结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显现,对中国来说是件好 事。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笔者认为习近平有望成为一个邓小平式的改革者。
习近平“必须”成为一个改革者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一书中论证: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相当(但不是完全)有效的调整和改革,它吸取了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 失败的教训,正在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制度改革和建设,从而维护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权力。简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改革的 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西方一直流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来维护它的正当性地位。然而,历史比较证明,无论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一党制国家,单靠强制手段是不可能实现长期执政的。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通过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西方的选举压力)。
但同样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的这些年,中国改革趋于停滞的状态。即使采取的一些改革,也不能有效推进,甚至在某些领域存在倒退的危险倾向。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当前中国存在诸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社会问题。虽然它们尚未严重到威胁执政党继续执政的地步,但任其发展下去,执政党的正当性将日趋微弱。这对中共来讲,不得不警惕。
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再改革,敢于重拾当年邓小平的改革决断。其实,这位老人早在20多年前,就有过“政治交代”,他叮嘱道:“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 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 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
诚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还不发达,政府曾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的问题是,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似乎形成了比较政治学上的“路径依赖”。
一旦锁定了这条路径,既得利益者就会维护甚至扩大“寻租”,阻碍改革。但要清楚的是,这不只是在阻碍改革,更是在压制大众的怨气。失信于民的危险将是不可承受的。
当前,中国政府最大的缺位,是没有提供一个法治的环境,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没有维护好国家正义的角色。

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前中国执政党最易施展的,当是司法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法 治型市场经济国家。正如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郑永年所说:“司法独立恰恰是为了执政党的最高利益”。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习近平会否在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面前,展现类似邓小平式的改革决断力,但中国的现实要求他不得不展现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才可以安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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