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日星期四

打黑,唱红,共富 ——薄熙来的“三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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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为自己设计的从重庆晋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 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最高层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 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



然而,薄熙来在重庆主导的打黑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方说,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 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去年至少有五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三万 元好处费。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重庆病”在贵州恶性传染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合法的敲诈勒索”,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 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 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
尽管以上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的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北京一位在最高 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阶干部说:“李庄案件是佐证,是中共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也有专家表示:“打黑变成黑打是‘重庆病’,其传染性 质十分恶劣。”

“重庆病”在贵州出现了传染症状。前省级政协委员黎庆洪涉黑案出现了被告人遭到刑讯(二十六小时的连续审讯)、证据 的合法性欠缺诸重大疑点。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法院明显偏袒公诉人而将三名律师逐出法庭。北京大量的法学专家以及刑辩律师都在密切关注“重庆 病”在贵州的传染情况。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制类杂志记者称:“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宣部已经发文,严禁官方媒体‘炒作贵州黎庆洪案’,违者按严重违反党纪 处理。”
更有退休的高官表示:黎庆洪不一定没罪,但以打黑名义处理的该案,里面严重的黑打因素是值得深思的。黎庆洪案最终的政治影响绝不会亚于李庄案。

共富概念乃蒙人花样文章

薄熙来现在已经绝口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九常委中六人肯定重庆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有了这个基础,他又 在重庆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率重庆党政要员黄奇帆、陈光国诸人,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薄声称:到二○一五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到二点五比一,基尼系数压到零点三五。

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两会”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 与虎谋皮。纵观法西斯政治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是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致富”或“脱贫”的 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薄到目前还没有像墨希两匪首发动战争的能量,其共富概念不过收一时人心的花招而已。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 对他的共富概念产生疑惑,就借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之口,来曲线表达心迹,说:“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 饭。”

薄为了争取知识分子阶层的好感,一改原来的蔑视态度,转而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广泛,不少还是各个领域的专 家学者,有许多真知灼见。”来自重庆民间的消息则说:重庆的知识分子尤其大学教师对薄熙来很有戒心,对他在李庄案上的拙劣表演深为反感。由此可见,是否玩 好共富概念以欺人心,确实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政治表演的关键。因此,他不惜动用最可靠人脉,让《人民日报》发头条文章说“重庆探索共同富裕”。

三常委对重庆模式不表态

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治理危机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己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从这点上来讲,薄熙来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有悲壮之处。

北京最高层显然没有人有胆量采取“休克疗法”,尽管今后两年之内这是必经之途。胡温不敢,十八大后主掌经济的李克强 亦未露任何倾向性政策。对于所谓的重庆模式,三人故意不表态支持,亦未见否定意见。不久前,薄的“公开点名”说九常委中有六人支持唱红,希望以此刺激胡温 李三人。吊诡的是,三人对来自薄的“刺激”均无任何反应。

接近胡锦涛智囊班子的人士猜测说:“胡深得邓小平‘不争论’之真味,因此对薄的‘点名’不做任何表态。”该人士继续 说,“当年胡在西藏处理危机时曾有‘三不政策’:不讨论历史问题,不争论前届是非,不评现班子人员功过是非。”由胡在西藏的从政经历可以推知,胡是最高层 里面最能折衷的政治人物,而其由无足轻重的共青团体系走到党国最高位置,确实有一番忍功、抹功、化功,还有就是拖功,比如对自己曾讲的政改拖到现在,看来 是铁心拖至任满而不了了之。
与胡锦涛相比,薄熙来的顾此失彼显然证明他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即便其十八大时进了常委并在此后的人事变动中得任要职,也不过是个起不到实质作用的人物。

广东政局会否出现反覆?

“重庆病”传染了贵州,正如本文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证明全国都在染病。毫不夸张地说,“重庆病”是当今中国的“政治非典”。为了稳定,为了十八大权力平稳交接,还没有敢负责任的人出来揭开“非典真相”。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重庆病”的感染。比方说,对于广东汕头海门镇民众抗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 表面平和处理,但是,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部分人非抓不可”,因为那“部分人”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居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 背”。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乌坎转机”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更证明十八大权力交接前高层官场的白云苍狗之状。广东出现政治反覆的可能性不是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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