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赏善罚恶才是肃贪惩腐的良药



版主按:绝对的权利,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在一个没有监督,一党独大的专制集权社会里,若想要减少贪污腐败(谈不上根除),必须给新闻媒体言论以充分的自由,而不是在维稳的前提下,对这些自由进行封杀。封杀的结果就是当局愈加的无法无天。



张鸣:一说起腐败,人人痛恨,然后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说要加强反腐。然而 30多年过去了,腐败似乎是越来越猖獗。1979年的时候,一个王守信,贪污了50万元,就是天字第一号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争天字第一,恐怕得50 个亿才行。这些年来,在制度上下工夫不够,仅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当今之世,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多的监察监督机构呢?纪委、监察、审计还加上反贪局,这 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败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对决制度,至少在目前,腐败是赢了。

在一次新华社召开的内部座谈会上,我曾说过,现在的腐败,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不管设多少机构,怎样加强措施,都反不了腐败。 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低俸制,一个七品知县,一县的长官,每年薪俸45两白银。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无论如何都养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这样的低俸的官 员,却是掌管一县、唯我独尊的县太爷,权力相当大。每年全县的赋税和全县人的诉讼官司,都归他一个人全权负责。而制度上存在的监察机构,又管不到这个层 面。所以,官员们几乎挡不住地会拥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征税和诉讼的陋规,就足以把县太爷养得很肥。有贪心不足的,还会染指黑色收入,自然发得更狠。这 样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贪得比较狠,而且民愤比较大的。但是可有一样,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所有的官员,在理论上都 有贪腐问题,只要上面想动你,一动一个准,所有的借口,都是贪污。

当今之世,由于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权力,无论人、财、物,都比当年 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虽然经过几次调整,官员的工资已经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国企的管理人员,还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区,地方干部的工资,说起来 相当可怜,而且据说还经常拖欠。官员权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钱过手,很多的机会可以抓。对于一把手来说,更是如此。这些机会可以拿到的好处,跟他们的工资 收入比起来,简直就不能比。与此同时,所有的监督又不怎么有效。很多官员都说,现在只要把媒体和网络防住了,就基本上没事,各种监督机构,很好应付。在这 种情况下,让官员们不涉贪,基本不可能。

古今中外,官员的贪腐问题所在皆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相当简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人的 贪欲,在没有被遏制的情况下伸出了自己罪恶的手而已。说要根本解决,倒也没有这个可能,但将之遏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其实也不难。古今中外,无非就是两种方 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减官员的权力;二是加强监督,多点眼睛看着。

釜底抽薪是个好办法,官员权力小了,什么事办不了,自然就没 有机会贪污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这一轮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火车头。要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所谓大社 会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现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国家无社会的一种特别状态,这些年之所以人们可以谈谈社会了,其实这个社会不过是这 些年刚有点苗头。所以,奢谈大社会,其实有点不着边际。如果把目标改成在今后建成中社会中政府,也许还靠谱一点。相对于政府,社会还是一个小孩子,是在现 代化过程中刚刚问世的。不管社会学的专家乐意不乐意,在现在的中国,拉动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这个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应 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 成人,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两手抓,两手都硬。 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这种情况在经济社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 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 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 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 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被社会被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 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 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 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 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 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 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腐败,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 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缺乏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 《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起到的却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 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 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 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形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

1 comments: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没有监督的社会里,为官不贪,为何上班?为官不腐败,何必把命卖?可中国特色的监督就是监督部门往往是最贪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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